签证弄丢怎么找回？
在西方社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国对持入境签证而来的东方人怀有很深的成见，尤以美国为甚。记得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我曾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参加国际社会学会议，回来时在北京转机，在入关检查处被留讯许久。审问我的人问我为何出国，去做什么，还问我去巴黎做什么，参观什么，有什么收获。我答：“出席国际会议，了解世界各国社会的现状和将来。”从我的口气和小小的神色中，看得出他以
为进一步追问，我愤而厉声地回答：“我的事情没有完，无权跟你说完。”于是乎，他们只好把我放过了。时隔四十年，当我重访伦敦和巴黎，受到当地社会科学界朋友热情的接待。但当他们听到我的经历，都惊异不已：“你居然能穿过铁幕，不怕风险，不怕牢狱，真是了不起！”我微笑不语，心中充满对毛泽东思想的感激。
事情还得从1964年夏天说起。我去日本松山做访问学者，历时三个月。回北京后，我向系里提出，希望能带两名研究生去日本松山大学做为期六个月的暑期考察，教授日本农村社会情况。那时，中日的学术交流正在兴起，但限制也很严。松山大学事先来信，要由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并须由两国政府签约任命的正式代表签字才能入学。我们的要求正好碰到政府“整顿教育”的东风，系主任只好把我带回松山大学接收我两名研究生王瑜和曾文雄、译介日本社会学家小木昌三著作的翻译事宜。经过一个月的往返奔波，在离东京三百公里的松下地方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举行了简短而热闹的毕业典礼。
当时，我因公务不能出席，王瑜和曾文雄两位毕业生代表分别在毕业典礼上宣读了讲话。翌日，我们办理了离境手续，由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发给我三人入境签证。
当我向王瑜和曾文雄介绍松山大学的日本老师时，我有意无意地说：“这一位是东洋历史博物馆的冈部先生。”其实，冈部先生只是个普通教员，但他听了我的介绍，即向松山大学方面打了报告，表示希望作为特别研究员，在研究设施方面给予协助。不久，我收到冈部先生的亲笔信，欢迎我三人去他的研究室，并带来日本和中国的有关资料让我查阅。他在信中说，这些资料都是有关日本移民政策及实行状况的各种数据材料，对我在研究日本农村问题时也许有用。
王瑜和曾文雄到达东京几天后，冈部先生就邀集在日本的有名望的中日学者，为我们的课题进行讨论。于是，使我的难题迎刃而解。
我的计划是：先在东京研究一个星期，然后直奔东北九州岛，再转去四国岛。在四国岛，将住在那里的日本知名社会学家小木先生的家，协助他完成有关日本农村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按计划我们在日本的一切花费均由松山大学负担。但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正当我们准备离开东京的第二天，松山大学方面突然来电，责备我们轻率采取行动，没有经学校批准就擅自定火车票。我自知理亏，于是决定由东京市内旅馆转去东京大学借用他们的设备，继续查阅有关日本农村问题的资料，设法弥补我个人所造成的学校损失。几天之后，我以学校的名义向田中裕子女士和冈部宏先生表示感谢。田中女士是研究日本经济史的专家，冈部先生曾对中国进行过广泛研究。他们两人自愿承担我们旅费的五分之四。而把余下的一部分费用用来招待在日本的我和王瑜、曾文雄。他们的好意使我在日本松山所产生的不愉快心情云散烟消了。
我们三人几经周折，几经困难，终于在1964年9月27日到达了松山。在抵达松山的前三天，我在松山地方法就是向松山大学方面进行了正式通报。我们到达松山时，小木老师专程到火车站来迎接我们。他是一位和蔼而严谨的学者，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带我去他家安顿下来。他那简朴而整洁的家即成为我的研究室。我向小木教授介绍了我这次来松山的情况，并表达了对他及松山大学的好感。
在他家居住的半个月时间里，小木老师天天催我抓紧起草论文。他不失时机地向我介绍松山大学有关图书馆和研究所的相关专业的研究室，建议研究中国的清朝和现代农村问题。这些都很中我的意。对他在我的研究工作中的帮助和指点，我永志不忘。由于我那时正处于写关于清朝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阶段，所以没有精力多去研究日本农村。而实际上，关于日本农村社会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等，是中日两国学者都非常关注的问题。但从1964年到1980年，我并没有因松山之行为而写出任何关于日本农村研究的任何成果。
不过，松山之行却成为我研究日本近代和现代农村问题的“起点”。时至今日，30多年过去了，我仍在不断地追踪研究日本农村的变化。其中，有失败的苦恼，也有成功的喜悦。但失败和成功都是暂时的。对此，我从来不曾有过畏惧和灰心。因为，我曾得到过日本学者小木先生真诚的关心和帮助，这使我在许多困难面前能够坚持下去，也使我在追索日本农村问题的奥秘中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我在国内收集大量日本文献资料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些困难，如语言障碍等。但每次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松山那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和那林间小道旁清冽的流水声，心中便涌起一股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